日前，收到张希校长的邀约。其所述师生同道的情谊，以及他承续吉大育人传统、筹划八十年校庆文集的主张，都深深打动了我。作为在吉大度过大半生的老教师，我亲历了它的壮大，也见证了一代代学子成长为栋梁。我愿应他之邀，将自己与吉大相伴七十一年的点滴记忆付诸笔端。

教书育人 立身吉大

刘中树

1954年7月，我于沈阳东北实验学校（现辽宁省实验中学）高中毕业，考入东北人民大学（现吉林大学）中文系，至今已在吉林大学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了七十一年。

一、初入吉大中文系

说来我年轻时走上文学这条路，也算是有些机缘巧合。中学时代，我接触到革命文艺，而我中学同学的父母中就有表演艺术家田方、于蓝，作家雷加、庄启东，还有当时《东北日报》的主编等。和我的这些同学在一起接触多了，我对作家、艺术家这个群体有了真切的感受，心里埋下了心向往之的种子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高中毕业生最热门的是报考理工科。我原本也想过去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偏偏那年哈工大不招生。我心里又怀着一个文学梦——总想象着大学中文系里能整天读中外名著，去农村、工厂体验生活，随时构思写作。就这么着，1954年秋天，我踏进了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大门。

可来了才发现，现实和理想不太一样。这里不培养作家，培养的是“语文学者”。当时国家的高等教育方案里，数学系培养数学家，物理系培养物理学家，历史系培养历史学家，唯独中文系，目标是个“语文学者”。我心里直嘀咕：好歹也得是个“家”呀，不是作家，也该是文学家吧？“语文学者”算怎么回事？

图1 上个世纪50年代，在吉林大学校门前合影。作者左二。

我是团支部书记，就带头提意见：“我们是想当作家来的，再不济也得培养成文学家，怎么成了语文学者呢？”老校长刘靖知道后，特意找我们谈话。他看着我说：“你理解什么是学者吗？你们这一辈子，能很容易地就成为语文学者吗？当作家要有生活，现在打好基础，将来到了社会上有生活体验，才可能当作家。踏踏实实地成长为语文学者，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，也是大学阶段要完成的任务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想，那就安心学吧！

我们的课程安排得很系统：文学理论、中外文学史、文艺学引论这些理论基础课，古代汉语、现代汉语、音韵学、文字学这些语言专业课，还有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文心雕龙》和鲁迅研究这些专题课。公共课还要学中国史、革命史、马列主义基础、政治经济学、外语等。那段时间真是如饥似渴，马恩的《论艺术》、列宁的《文学与艺术》、《毛泽东论文艺》，还有苏联学者的《文学原理》、《文艺学概论》，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，我都认真钻研。虽然现在回头看，当时苏联的不少著作确实带着教条主义色彩，但在那个年代，都是必读的经典。

我们那一届很特别，全系在全国就招了27个人。一人未来报到，一人因病休学，毕业时25人。其中调干生18人，应届高中毕业生7人。同学们个个基础扎实，思维活跃，都特别看重班级荣誉。当然也求奇特。有一个学期，著名诗人、文学家蒋锡金教授给我们班级讲文艺理论课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的亲历者，掌握很多相关的典故，讲课旁征博引，学生听得很有趣。蒋先生脚穿短小靴子，身穿长袍，配一围巾，头戴翻毛羊羔皮帽。我们班有五、六位男生也学这种打扮。我们班学习氛围很浓，认真听课，积极参与“习明纳尔”课堂讨论，抓紧自学，尽心尽力撰写学年论文，形成自觉主动学习的班风。大学四年里，我们经历了一些运动，也参加过修建长春第一汽车厂、机车厂的劳动。我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，1956年，在刘克镛、王向峰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毕业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，系党总支负责同志找我谈话，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急需教师，希望我留在现代文学教研室，而我个人则希望到边远地区新设的岗位去工作。当时曾写下“盛世昇平宏志在，寒窗四载育汝成。创业维艰筋骨炼，兴国跃进唤群英。”诗以明志。但考虑到教研室急需教师，加上我大学期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上下了不少功夫，最终服从分配，留在了现代文学教研室。刘柏青主任给我的任务是：一年内登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，三年站稳讲台。就这样，我一毕业就走上了中文系教学与科研的道路。

二、公木先生

我还清楚记得1961年底，公木先生——也就是张松如老师，在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匡亚明和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等人的多方努力下，摘了右派帽子，来到我们吉大中文系任教，还代理了系主任。其实我早在1955年大一的时候，就听过他的讲座。那是1955年上半年，公木老师和诗人蔡其矫，从北京文学所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讲学，公木老师讲马雅可夫斯基，蔡其矫先生讲惠特曼。那时候初见公木老师，就觉得他为人厚道庄重，让人打心底里敬重。

在公木老师主持系里工作期间，我担任过系科研秘书，在他亲自指导下组织中文系的学术活动。公木老师的教育理念既严谨又开放，既强调厚基础，又特别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提升实际能力。公木老师除了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基础课，还讲授了“先秦寓言”、“毛泽东诗词”等专题课。他常跟我说，青年教师在站稳基础课讲台之后，一定要抓紧搞科研，争取给学生开出有分量的讲座课，这样才能把学术氛围带起来，也让青年教师更快成长，他希望我来带这个头。

那时他刚在中文系设立讲座课，就让我准备第一次讲座。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，我加紧钻研鲁迅的思想与创作，后来就给1963级学生开了“鲁迅的早期思想”的讲座。上课时，公木老师经常坐在教室里，和学生们一起静静地听我讲课。课后他既给我打气，也提了中肯的建议。他那专注的神情里，满是对青年教师的支持、鼓励和期望。后来讲稿整理出来，发表在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64年的第1期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80年，公木老师依托咱们吉大文学院，联络他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、老文艺家，发起成立了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，他亲自担任会长。研究会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，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，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做出了扎实的贡献。

1996年，公木老师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如从前，就嘱咐我接替他做研究会会长，希望把研究会继续挂在吉大文学院办下去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是个晚辈，不敢接这么重的担子。可公木老师非常坚持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相信我能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。我只好遵从他的意愿，一边向前辈和同仁们学习，一边在大家支持下接过会长职务，按照他定下的方向继续推进研究会的工作。如今这个研究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一级学会，继续在全国文艺理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图2 上个世纪80年代，作者（前排右三）与公木先生（二排左四）等合影。

图3 2005年，刘中树（左四）在2005年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年会上。

公木老师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，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也是一位胸襟博大、尊重知识、爱护人才的学者。他始终坚守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学术自由，真心实意扶植年轻人成长。他是赤诚的党员，是中国人民无私的儿子，是仁厚诲人的老师，也是那首深情的《光的赞歌》的歌者。他的人生，是崇高而大写的人生。

1985年，中文系为他举办了从教50周年纪念活动。1999年，我和张德厚、孙东临一起主编的《道德文章 高山景行——张松如（公木）教授纪念特辑》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。2001年8月，六卷本《公木文集》也由吉大出版社出版。

2010年，文学院举办了公木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，为他安放了塑像，召开了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。我在那次大会上作了题为《如松公木 泽被后学》的发言，表达我们对先生为人、为学的深深缅怀和崇高敬意。每当我走过文学院的公木塑像，总会想起他坐在教室里听我讲课时的专注眼神，那目光里有期待，也有信任。

从青年到老年，我有幸获得过一些荣誉，也曾担任不少学术职务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自己的每一点成长，都离不开恩师的引领。在我做青年教师的时候，身边不仅有公木老师，也有废名、刘柏青这样的先生指点提携。我永远感激他们。

2011年，在废名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研讨会上，我写过一首《敬忆废名师》，其中有“世事洞明会意释，学贯中西继绝学”之句；刘柏青先生九十大寿时，我也以诗相贺：“高山仰止德艺馨，万世师表天地心……”，这些诗句，都是发自内心的敬意与感念。

三、从鲁迅研究出发

回想我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起步，总绕不开那篇《就<阿Q正传>的几个主要问题与冯文炳教授商榷》的文章。那时候我正读鲁迅，恰巧又接触到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学典型的论述——尽管后来苏联理论界批判了那个观点，可那时我却如获至宝，就在教研室的讨论会上，结合自己的理解谈了对阿Q形象的认识，也提出了与废名先生不同的看法。

那时匡亚明校长正大力倡导学术争鸣，听说学生和老师有不同见解，他说这是好事，鼓励我们各自写文章发表，活跃学术氛围。现在想来，真是年轻气盛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就这样写出了那篇商榷文章，发表在《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》1959年的第2期上。如今再看，很稚嫩，却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文艺观，也像一枚脚印，留在了来时的路上。

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，我给新闻专修班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，之后又陆续为1956年之后入学的各届学生上课，讲现代文学，也讲当代文学。教学相长，这条路一走就是几十年。

岁月流转，我的学术兴趣也渐渐沉淀在几个方向上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、鲁迅研究、作家作品分析、毛泽东文艺思想、中外文化关系、文学史观与方法，还有东北亚问题。这些领域像一张地图上的几个坐标，标记着我思考与探索的轨迹。

为了讲好课，我参与编写过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等教材，也主编过《中国现代文学简明教程》《现代文学基础》等书。鲁迅是我投入心力最多的作家，在我看来，不读懂鲁迅，就难以真正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。我写过《鲁迅年谱简编》《鲁迅的文学观》，也编过《注解本沈从文短篇小说选》，还研究过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等一批作家的作品。

图4 1992年，刘中树（右三）出席浦项国际学术会议。

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我长期关注的课题，也担任过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。我相信，学术视野要开阔，所以也一直关注中外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，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中外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。而关于治学方法，我始终强调“守正纳新”“知人论世”“论从史出”，这些理念也融入了我写的《治学之道》一书。此外，我还参与推动了吉大的东北亚研究，主编过几部区域研究著作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我们吉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，都怀着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的心情，加倍努力地工作。我们重建课程体系，我先后为本科生讲授了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、《当代文学》、《写作》等专业基础课和《鲁迅的文学观》、《鲁迅的早期思想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》等选修课。为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讲授了《鲁迅研究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题》、《中国现代小说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与史法》等学位课，还为本科生、研究生讲授《治学之道》等讲座课。同时，我和刘柏青老师一起，推动学科建设，主持多项国家与教育部课题，也组织了不少国内外学术会议——从1982年国内首次萧军创作研讨会，到后来的鲁迅、老舍、郭沫若等专题研讨会，我们希望在国内能搭建起交流与对话的学术平台。

四、一生的师生情

在教学上，我获得过一些教学成果奖，也指导了一批批学生。从年轻时住学生宿舍、与学生朝夕相处，到中年带他们漫游学海，再到耄耋之年仍担任班主任、指导研究项目——我这一生的心血，大多倾注在“教书育人”这四个字上。

对于培养学生，我始终坚持几个原则。

头一条，我总说“育人先育心，浇花要浇根”。中文系不是简单的“识字系”或者“创作班”，它是滋养人的精神、塑造人的品格的。一个孩子文笔再好，学问再深，如果心里没有对国家民族的热爱，没有对社会责任的担当，那他的学问就是无根的浮萍，飘不高也走不远。

第二呢，我觉得学中文，“底子”一定要宽、要厚。我常跟他们讲，不能只盯着自己眼前那一亩三分地。你是学文学的，也得懂点历史、哲学；你是学语言的，也要关注社会的变迁。知识面广了，格局大了，看文学作品、分析社会现象，眼光才能更深、更准。

第三，做学问要“活”，不能“死”。中文系的学问，尤其忌讳读死书、死读书。我鼓励他们要敢于质疑，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，这就是“创新”的精神。但创新不是凭空胡思乱想，必须落在扎实的文献功底和严谨的学术训练里，这就是“求实”的态度。

我还特别看重“知行合一”。中文系的学问不是藏在象牙塔里的古董。你研究鲁迅，就要学习他那种关切社会的精神；你学习写作，就要想着怎么用你的笔去记录时代、感染他人。我带学生做研究、注释鲁迅杂文，就是希望他们把学问做在实实在在的地方。我支持他们去参与社会实践，去体验生活，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最厚重的文本。

图5 上个世纪80年代，刘中树（前排中间）和教研室的老师们在一起。

最后一点，我觉得师生之间，不光是教与学的关系，更是一份情谊，一种“教学相长”。我给他们列书单，带他们做课题，也跟他们一起下地干活、一起吃饭聊天。看到好苗子，就多给他们压压担子，多创造些机会。既是师生，也是朋友，更是战友。

从吉林大学走出去的一批又一批学生，后来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。有的成了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，有的做了教授、学者，还有的走上管理岗位，成了企业家，甚至走出了十几位将军——从少将到上将都有。像《解放军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这些大单位的社长、主编，也都有咱们学生的身影。他们不论在什么岗位上，都在为我们国家的革命、建设、改革，为这个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事业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作为老师，看到学生们这样成才、报效国家，我心里非常的欣慰和骄傲。

2008年的时候，文学院为我办执教50周年的活动。当时，我的一位68岁的学生——郝长海，特意写了一首长诗:

“刘老师，你好！”

我是你的学生

我是郝长海。

今天是你执教50周年的喜庆日子，

我为你骄傲！作为你的有47周年学龄的老学生，我为你骄傲！

从1961年你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以后，

我就叫你“刘老师”，

一直叫到今天。

……

今天，我在南海之滨的观音山下，

在你与珠海市领导共同签约的吉林大学珠海学院，

在你推荐我来发挥余热的中文系的办公室里，

我想起了你——我的刘老师！

我想起你在文科楼讲课时的音容笑貌，

我想起你在玻璃黑板上那工整的板书，

我想起你讲课时那有板有眼的旁征博引，

我想起你带有启发、诱导、温柔地提问。

我想起你和我们班一起为食堂抢收大白菜的情景，

我想起你和我们班一起在百家屯农场的春耕、夏锄、秋收，

我想起你和我们班一起度过的充满欢声笑语的新年晚会，

我想起你和我们班一起度过六载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……

我想起我留校当老师的时候，

你曾叫我去听你的课，

你曾给我和小闫^①开列的长长的阅读书目，

你曾带我和凤吾^②注释鲁迅的杂文《伪自由书》，

你曾鼓励我研究老舍，

你曾认真修改、润色我那不像样的论文，

你曾带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，

你曾信任我能做好中文系主任的工作。

你曾到我家里看过我那慈祥的老母亲，

你曾邀我到你家品尝黄老师的拿手菜“珍珠丸子”，

你曾豪迈地说过“好酒！长海！干杯！”

你曾对我说:“有什么困难，可随时来找我！”

啊，我的刘老师！

我的好兄长！

我的好朋友！

今天是你执教50周年的喜庆日子，

作为你的有47年学龄的老学生，我为你骄傲！

我多想飞回去，

飞到你的身边，当着全体嘉宾和师弟师妹的面，

给你行三个90度的大礼，

再放开我美妙的歌喉，

为你献上一曲我的保留节目《跑早船》,

再陪你喝杯庆功酒，而且要喝个一醉方休呀！

可是，可是我实在离不开呀，

我的刘老师！

我现在手下有你的一千多名小徒孙，

在等待我给他们安排期末考试。

但是，12月15日晚5点半，

我要和在我身边的你的弟子殷义祥、孙东临、王昊、刘晔骁、王志成、王博学，

在珠海给你敬酒！

遥祝你50年功成名就！

刘老师呀，说句心里话，

“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，

却从没有

像爱你这般深”^③

我敬你，爱你！

请你和黄老师多多保重，

祝你健康，

祝你幸福！

祝你长寿！

注:

①“小闫”，即我的小师妹闫桂生。

②“凤吾”，即我的师兄李凤吾。

③引自公木师:《我爱》。

你的68周岁、有47周年学龄的学生 郝长海

2008年12月8日于珠海敬上

听到这样的话，作为一名老师，心里全是满足与欣慰！

所以啊，我常想，教育的根本，就是用心换心。你真心为学生着想，把他们当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培养，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，更在生活中以身作则，这份情谊，他们能记一辈子。看到他们成才，又过得充实、幸福，这就是我作为一位老师，最大的心愿和骄傲了。

一转眼，到2026年，咱们吉林大学就要迎来80岁生日了。

八十年，并不是一段简单的岁月。一代又一代的吉大人，始终心向党和国家，把为国育才的使命扛在肩上。我们“求实创新、励志图强”的劲儿，以及“人比山高、脚比路长”的豪情，是融在吉大人骨子里的精气神儿。正是凭着这股子劲儿，咱们学校一步一个脚印，稳稳地迈进了国家“双一流”的建设行列。站在八十周年的新起点上，在新时代的征程中，全校师生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，在学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，把咱们的老传统、好家风一代代传下去。

刘中树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: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。1954-1958年就读于东北人民大学(吉林大学前身)中文系，1958年留校任教。曾任教研室主任、系主任。1987年至1995年，历任吉林大学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、党委书记。1996年至2002年，任吉林大学校长。

刘中树教授曾为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、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。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、国际东亚汉学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顾问、吉林省文学学会会长等。

刘中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鲁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主编和参与编写了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》《现代文学基础》，先后出版《鲁迅的文学观》《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》《<呐喊>彷徨>艺术论》等多部学术专作，并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。曾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。